近日，一篇题为《取消了对艾滋病病人的入境限制，3个月新增40104例，高校已沦为“艾滋重灾区”！》的文章在网络上疯传。那么该文所言属实吗？

一、“第五届艾滋病学术大会”是在2018年召开的，不是在今年

（网帖截图）

2019年7月下旬的网帖中写道，“在上月底的‘第5届艾滋病学术大会’上，专家披露，仅2018年第2季度，我国新发现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人40104例，其中性传播占93.1%。”

经查，第五届艾滋病学术大会已于2018年9月26日～29日在云南召开[1]，第六届艾滋病学术大会将于今年10月在杭州召开。网帖无论是指哪一届都和“上个月”的召开时间对不上。

所以，这份网帖是搬运过来的旧作。

二、中国的艾滋病人到底有没有激增呢？并没有！

40104例的这个数据来源是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疫情报告。

（中疾控文献截图[2]）

需要说明的是，中国疾控中心的报告，将感染艾滋病病毒但并未出现获得性免疫综合症症状的人，称为HIV感染者；将出现艾滋病相关临床症状的人，称为艾滋病病人；这两类人数会被分别统计。40104例这个数据就是2018年第二季度的这两类数据之和。

那到底有没有自媒体所说的激增呢？继续看数据——

（2017～2018年全国HIV感染者及艾滋病患者数据，历年第4季度列全年数据，不单独统计，2018年全年数据未披露[3～10]）

这两年的数据确实在增长，但增长的速率其实都差不多，说2018年第二季度突然“激增”4万多例，显然不是事实。

三、没有证据表明取消“对艾滋病病人入境的限制”导致了艾滋病感染者人数“激增”，一些数据的差别纯粹是统计口径不同造成的

2010年4月，中国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决议，取消对患有艾滋病、性病、麻风病外国人的入境限制。并且该决议在当月已开始实施。

“取消对艾滋病病人入境的限制导致了艾滋病感染者人数激增”的说法多年来也一直在网络上流传。而官方发布的2011年和2012年艾滋病发病人数更被不少人当成了铁证：2011年全年艾滋病发病人数是20450人，2012年却高达41929人，数量上几乎翻倍。不少人的逻辑是这样的：出入境政策是2010年4月公布的，政策公布之后，艾滋病人办理中国签证，再来中国需要时间，2011年还不明显，2012年来的就多了，这数据统计正好和政策时间节点契合。

但那两年数据“激增”的原因，在当年公告里写得已经很清楚了，中疾控在2012年度对艾滋病统计规则进行调整，将过去历年累计报告的HIV感染者中于2012年转为艾滋病病人的，纳入当年新发生的艾滋病病例统计，即2012年的艾滋病病人数包括当年新发现的艾滋病病人和过去发现的HIV感染者当年转为病人的两部分之和。而此前的数据只对应当年新发现的艾滋病病人。[11]其中，既往HIV感染者转化的病例，占相对2011年多出的新增发病人数的83%。所以，统计方式的改变是2012年数据翻番的原因，与取消对艾滋病病人入境的限制无关。

2018年11月23日，国家卫健委公布了2013～2017年HIV病毒感染人数数据：2013年大概9万人，2014年大约10万人，2015年大约11.5万，2016年大约12.5万，2017年大约13.5万，基本上每年1万人的增量。针对这一增幅，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研究员吴尊友解释道：数字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扩大了监测。“由于艾滋病感染者没有症状，你不检查、不诊断就发现不了，刚才提到了检测人数从1亿增加到了2亿，所以扩大检测人数是发现感染者数量增加最主要的原因。”[12]

四、关于“非洲学生涌入造成艾滋病人激增”的说法纯属无稽之谈

原网贴中还提及了很多非洲国家较高的艾滋病发病率，以及非洲籍留学生数量增多的事情，并认为非洲留学生的涌入造成了中国艾滋病人数的激增。

这个因果关系能成立吗？我们可以从几个相关数据里进行推算。

首先就是非洲学生的总数。教育部每年都公布来华留学生的数据。上文提及2010年4月放开出入境限制，那么我们就从2011年的数据开始统计[13～21]。

（近年来华留学生数据[13～21]）

从表面上看，似乎非洲来华留学生的增长趋势正好和当年HIV病毒感染人数的增长趋势吻合，但只要稍加计算，你会发现这个关联若想要成立，需要假设非洲留学生中要有极高比例的发病者，以及每人都要有不懈的“传染精神”。其它不说，前者就是不成立的，允许有艾滋病的留学生入境，但不等于不查，更不等于国家不知道该群体患艾滋病的情况。

根据我国现行的移民管理制度，外国人来华学习需要办理居留许可（你可以理解成国外的大使馆先给来华留学人员一个几十天的短签证入境，然后留学人员在国内的移民局申请再延长到半年到多年）。而各地移民局申请居留许可都是需要体检报告的，并且体检报告需要各地海关下属的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原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出具或认证。这个中心也会给出国人员进行必要的体检。近年来，各地的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零星发布过各地检测出的艾滋病数据（数据包括入境外国人、出境中国人和部分社会上去做体检的人员）。

2013年7月，福建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公布数据当年1～6月共检测出艾滋病病毒携带者12人次。[22]2014年11月，安徽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公布近5年统计，检出27例HIV抗体阳性，大部分是出海劳务人员，只有1例是留学生。[23]2015年12月，内蒙古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发布数据称过去6年该中心确诊HIV感染者49例，多来自农村[24]。2016年12月，温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公布两年确诊6例艾滋病毒携带者。[25]2017年1月，湖南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公布2016年检出12例艾滋病。[26]

这类数据不强制公开，因为涉及患者个人隐私，但我们可以看出留学生查出艾滋病毒感染是极少数情况。

而前面提到过的2018年11月23日卫健委记者会上，中国疾控中心艾防中心主任、研究员韩孟杰公开了一个很精准的数据——2010至2017年外籍来华人员和外籍学生的艾滋病毒感染人数（注意是HIV感染人数，不是发病人数），如下表：

（近年外籍来华人员和外籍学生的艾滋病毒感染人数[27]）

韩孟节还表示，“2017年报告的2154例感染者中，大多数都是云南和广西边境地区跨境婚姻中的外籍配偶或吸毒人员，2017年报告的100例学生占当年发现的外籍人的4.6%。”[27]这个数据显示，每年最多只有100名外籍学生艾滋病毒携带者，要在中国引发上万起新增艾滋病感染病例，这简直就是无稽之谈了。

五、异性性传播依然是我国目前艾滋病传播的最主要途径

网帖还称，同性性行为传播是导致艾滋病感染者人数激增的第三大原因。

前述内容已表明，“激增”是不存在的，但同性性行为到底在艾滋病病毒传播中是一个什么比例？

统计数据可以给我们答案。

（近年艾滋病传播途径统计数据，其中2018年全年数据尚未公布，目前有前三个季度的数据，另有极少量血液传播未统计[3～10，28～32]）

异性性行为和同性性行为的传播比例并没有特别的此消彼长，相对比较稳定。现阶段艾滋病的传播途径主要是性传播，而因为异性性行为的基数庞大，其占比也要比同性性传播高很多。

总之，关于艾滋病，过度恐慌和过度乐观都是不对的，胡乱归因是不负责任的，既伤害了无关群体，也让公众忽略了正确的预防措施。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了解事实，认真面对。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专门制作了艾滋病专题网站http://www.chinacdc.cn/jkzt/crb/zl/azb/，有兴趣的读者不妨看看官方科普。